从短期来说，美元汇率指数仍然处于上升周期，人民币还有进一步贬值的压力;从长期来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很大的升值空间;特朗普时代中美之间的博弈，很可能会促成人民币大幅升值

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声称要给中国征收45%的关税。显然，打贸易战不是目的，他是要逼迫人民币升值。美国是最大的经济大国、军事大国和国际政治大国，总体实力肯定比中国强得多。不过，中国在一些方面也具有不对称优势。这使得中美双方都不大可能以终极实力对决。对于中国来说，汇率政策需要符合本国的利益，会与之斗智斗勇。中美各方用于博弈牌都有哪些呢?

中美博弈的优劣势分析

物价的相对水平被视为国与国之间竞争力比较的主要指标。物价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拥有成本优势，因此较易获得经常项目下的顺差;同时低成本国家又容易吸引外资从而有望获得资本项目下的顺差。国际收支表上的顺差，会带来汇率上升。

前段时间福耀玻璃(600660,股吧)老板曹德旺先生的一段视频引起热议。曹先生作为企业家提醒政府关注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是很有意义的。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美的竞争力?要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从索洛(Solow)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开始。

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Y=A?F(K,L)，其中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力，A代表技术水平。F可理解为对两种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合理配置，而经济规模与技术水平A成正比。传统经济学强调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大要素，索洛模型却只强调劳动力和资本。根据这个理论，笔者分析一下曹先生视频中所涉及的中美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关于土地因素

从进入全面工业化的现代世界经济看，土地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确实不是关键的要素。相对于农耕时代，发展制造业所需要的土地是有限的。以色列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可使用的土地不多，但是却可以经营一个很大规模的经济体。深圳市的陆上面积大约是珠海的1.1倍，可GDP规模是珠海的近九倍。就目前的中国来说，土地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非常稀缺，价格很昂贵，可是这几个一线城市经济发展动力仍然强劲，因为它们做的是比较高端的产业，对土地的依赖性小。曹德旺先生说在美国设厂“土地不用钱”，这个信息不重要，因为福耀玻璃如果愿意到国内的中西部投资设厂，应该很容易得到低价，甚至免费的土地。

关于税收因素

税赋的高低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是否合适之分。税收是政府的主要收入，百姓承担的“合适”税赋，以能够适当抵偿国家支出为标准。国家财政收支，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国家支出的预算中，教育、卫生、国防等等项目的高低和比例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利益相关各方，当然通过各种方式博弈，以求最后的方案有利于己方。政府在编制预算的时候，需要平衡各方的诉求，既要考虑本国各方面的需要，同时要尽量保持本国竞争力。特朗普声称要给企业大规模减税，要形成一种税收机制，鼓励美国企业回国设厂。中国方面当然也需要把这个博弈因素考虑进来。不过，想象一下，如果要拼减税的招数，中国的底气应该更足些，因为中国政府债务的相对规模比美国要小得多。在这个因素上，美国不占优势。

关于能源成本因素

中美在能源方面的成本差异，原因有点儿复杂。这个行业中国过度集中的国有垄断，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中国也有必要继续深化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从国家的角度，税收和国有垄断经营收入等，似乎都是“锅里的肉”，安排给谁不改变总量，但市场化可以把相关的分配变得更合理和更有效率。相信这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竞争力。

关于资本因素

资本是索洛模型中两个最关键要素之一。中国的经验可以佐证该模型的有效性——外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中国近年开始逐步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美国在资本方面已经没有明显的优势。当然，美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很高，方便企业进行各种投融资活动，相比来说，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关于劳动力成本因素

劳动力是索洛模型中另一个关键因素。如前所述，美国的物价水平据称相当于中国的1.8倍，其背后体现的，主要应该是劳动力成本的差异。曹德旺先生所提供的资料惊讶了很多人——“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相当于中国的八倍，而白领人士相当于中国的2.5倍。”

劳动力成本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力的供给缺乏弹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劳动力成本(工资和福利)易升难降。本国货币贬值，可以在国内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以外币计算的相对水平。贬值使国内的竞争力提高，这也是很多国家喜欢让本币贬值的原因。

关于技术水平

索洛模型显示，经济规模与技术水平成正比。从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看，随着一国经济发展程度越来越高，其技术水平也逐步上升。更高的技术水平可提高生产率。体现在产业发展上，就是发达国家的企业通常会逐步放弃对技术要求较低的中低端产业，而选择高端产业，或者从一个产业链的低端部分走向高端部分。与技术水平提高同步变化的，一般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部分原因是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了)，导致发达国家在产业制造环节越来越缺乏优势。从比较利益的角度，会逐步把工厂搬到欠发达国家或地区，逐步搬过去的可能还有营销物流等，仅保留研发部分。尽管制造业部分迁出，但西方国家通过技术专利贸易和技术服务在整个产业链中赚取的利润并不少。中国表面上是世界工厂，工业产值很大，但是付出了大量劳动力和环境污染等代价。最近雾霾问题让中国人更加有紧迫感去搬走那些低端产业和污染产业。现在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很羡慕美国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位置，而美国人似乎很羡慕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当然，中美双方互相羡慕的是对方好的部分。比如，特朗普想重建美国的制造业，只是想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更高的成本，更不是雾霾;而中国人希望有美国的高新技术，但不想失去就业机会。

关于金融股权投资

股权投资是经济产业链的顶端。实际上，技术研发工作离不开制造业的需求和应用，发达国家到最后很可能把研发部门也搬出去(美国的微软、谷歌和苹果等高科技企业都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最后很可能仅持有金融市场上可以随时套现的股份。可以说，到了这个阶段就是玩金融了。美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高达77%，法国甚至达到80%。第三产业的内容并不只有洗脚、桑拿、按摩，还有物流、教育、技术服务和金融交易收入等等。在国际产业链中，控制着高端的技术环节和股权环节，通常可以享受到利润最丰富的部分。国内大学毕业生现在喜欢到金融投资领域，不喜欢进入实业企业工作，不少人批评这些倾向。其实，这是人之常情——能“靠脸吃饭”的人，怎么会愿意去干苦力?

从自然界的食物链来说，顶端的动物如狮子和老虎的数量总是很少的，低端的牛和羊等则靠数量维持物种的生存。食物链顶端的动物通常在自然界控制力比较强，预期寿命也比较长。如果可以选择，人们都应该宁愿当狮子也不想当绵羊。不过，从恐龙灭亡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动物也是很危险的。不过，美国的制度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目前通过金融市场掌控全世界财富的流向游刃有余。全世界经济现在普遍感觉日子难过，美国人却在欢呼股市屡创新高。就算中国未来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美国仍然会是中国的强劲博弈对手。

中美各方博弈思路分析

在汇率问题上，中美各方的情况不同，想法也不一样。

比较优势与比较优势陷阱

美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制造业先后迁出有其合理性。在全球化中，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s)学说是很重要的指导理论。美国有资本、有技术，但劳动力成本很高;中国缺资本、缺技术，但拥有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所以，中美过去30多年一直是好“基友”，合作愉快。美国的制造业持续不断地流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如果中国老老实实做自己低端的制造业，那么，跟美国可以相安无事。不过，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所谓“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陷阱”指发展中国家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西方国家做交换，尽管从交易中可以得到比较利益，但结构不稳定，长期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从属地位，易于受到国际市场价格的冲击。为什么很多国家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多数是因为进入“比较优势陷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俄罗斯和巴西等资源依赖型国家经济不由自主地陷入同样的困境——2015年俄罗斯GDP下跌3.9%、巴西下跌3%。悲催的巴西——20世纪70~80年代已经开始工业化，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业化国家!

中国的技术进步以及对西方的挑战

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要避免进入“比较优势陷阱”，就必须走技术创新的道路，培养本国的研发能力，逐步在技术方面也获得优势。中国经济最近十年在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口结构不断得到优化，中高端技术的产品比重不断提高，尤其在通信技术、高铁技术、核电技术和航天技术等方面进入国际前列。特朗普对中国的不满，就是因为中国竟然在过去的合作中，不断进入他们本来具有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的领域，并形成直接的竞争。美国人指责中国不守规矩，包括违反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这些指责也许不全都没道理，不过，后进国家要冲进发达国家的行列，似乎都会走类似的路径——先模仿后创新。日本和韩国也不例外。最近十年，中国似乎已经走出了模仿的阶段，进入了创新阶段，并且在一些领域对欧美企业的主导地位发起强力挑战。如前所述，在经济发展需要两大要素中，在资本方面，中国已经具有跟美国较劲的实力;而劳动力成本方面，目前仍然有较明显的优势。一旦中国企业在技术上也取得优势，在跟美国企业竞争上就有机会完败对手。华为和中兴通信两家公司在中国国内算起来工资水平都是很高的，但是跟美国同行相比仍然较低，可是技术已经开始赶上甚至领先，因此在国际上的通信领域，这两家中国公司几乎雄霸天下。为了保护本国的通信企业，华为和中兴进入美国市场的请求，屡屡被粗暴阻拦。

美国重建制造业的可能性与中国的机会

美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很高，资源分配效率很高。利率和汇率对于经济和产业能产生调节作用。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6年11月2日的报道，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工厂产值“增加了一倍多”，主要的原因是自动化生产和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这说明美国的制造业回归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人最近在争论“产业政策”的是与非，显然特朗普准备学这个招数，用税收优惠等方法建立重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从中国政府过去主导的一些“产业政策”来看，还是会产生一定作用的——包含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从关于特朗普用推特向美国企业施加压力的报道看，他似乎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这些做法对于中国这种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也许可以理解，但对于一个很成熟的市场化国家来说，有点儿不可思议。特朗普也许会在学习如何当总统的过程中让美国失去一些优势。首先，从美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不是所有制造业都值得美国做的。有些项目基于比较优势的原则，美国公司到国外设厂也许是最合理的，也符合经济原则。特朗普说要对在海外设厂而产品转内销的美国公司征收高税收，这很可能就让美国公司失去一些海外好的投资机会。其次，从一系列数据看，美国目前的劳动力成本很高，制造业雇工困难(曹德旺先生称他在美国的工厂雇请的工人多数超过60岁)，企业如何满足他回美国设厂的要求呢?苹果手机制造过程中涉及的零部件很多，有相当多的环节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还没法使用自动化生产的，要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在美国建立整个产业链，对公司是很大的考验。华为带着在中国生产的MATE 9正在登陆美国, 苹果却必须用美国的成本生产手机，真不知道他们如何应付。

特朗普摆正“车马”准备让美国与中国争夺制造业，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好事。首先，让政府感到压力(包括来自曹先生等企业家的呼吁)去检讨和优化相关政策，尽量减轻企业的负担;其次，加强智能化制造和机器人的研发和应用，争取在制造业的技术上能与欧美同步发展;再次，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来说，本来也到了需要“走出去”的时候。应该趁美国跨国公司业务回缩的时候，鼓励国内企业主动出击，提高国际投资市场的占有率。

中美博弈策略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美国金融历史学家约翰·戈顿在他的著作《伟大的博弈》中说，历史经常重复，没有一个领域，像金融市场这样重复率这么高。中美目前的贸易情况和汇率上的冲突，跟20世纪80年代初美日的情况有点儿类似。分析日本及日元当年的变化情况，有助于中国采取合适的博弈策略。

关于美日贸易冲突与中美贸易冲突的比较分析

美元从1971年解除与黄金挂钩后，美元兑其他货币开始了持续贬值。其中，兑日元的汇率从360日元开始，一直下跌到1979年的177;此后里根上台，采取供应学派政策，美元汇率指数持续上升，兑日元汇率强劲反弹，最高曾经到277点，幅度超过50%，该幅度约等于上一波跌幅(360到177)的50%;美国的经常项目有巨大的逆差，而且其中40%是来自于美日贸易，因此美日贸易摩擦不断。1985年9月，美日英德法五国在纽约广场酒店签订协议，同意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贬值以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此后美元兑日元汇率急剧贬值，两年多时间里，美元跌至120附近。

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跟日本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订前的情况几乎一样：其一，美元汇率从2014年初开始进入上升周期，美元兑人民币也有较大升值(人民币贬值);其二，美国2015年的贸易逆差达7350亿美元，其中3657亿美元(占近50%)是来自中美贸易;其三，特朗普的经济发展思路也与当年的里根推行的供应学派政策有几分相像。

不要夸大“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负面作用

很多人认为，当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是日本最近30年经济增长乏力的最重要原因。笔者认为，这个协议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

美国学者哈里·登特在他的著作《下一个大泡泡》中指出，日本泡沫破灭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减少。日本泡沫爆破的标志是1989年日经指数从近四万点“高空”开始暴跌。这一年刚好跟一个数据重合——日本的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日本人口增长的拐点在随后几年也出现了，现在大约每年减少30万。人口减少，是日本经济天然萎缩的因素。日本不像美国那样，可以通过引进移民不断补充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的人口萎缩。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的经济只要不出现负增长，就很不错了(不能小看日本，日本在自动化生产和机器人的研制方面居世界领先位置)。

城市化进程被认为是对经济发展有推动力。万科公司的谭华杰先生从美国和日本的经验中发现，在城市化比率达到75%以前，城市化进程对经济增长(以及房价)的推动力很强，此后就会明显减弱。日本城市化比率在1990-1992年达到75%~77%的水平，而这个时间点刚好跟日本的人口拐点基本一致!笔者认为，人口和城市化因素同时进入重要节点，是日本经济近30年陷入停滞的最关键原因。

人口和城市化，也是制约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劳动力人口在2013年开始减少，人口增长率明显缩小，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信号。不过，政府近年调整了二胎政策以及准备调整退休年龄时间，相信有望让人口增长的拐点推后，延缓劳动力人口的压力。从城市化进程来看，中国2015年的城市化比率为56%。这个因素仍然有望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

在1985年前后，日本的经济如日中天，影响力巨大。如果美国硬把日本的“牛头”按下去喝水没那么容易。因此，所谓“日本被迫签署广场协议”的说法并不真实。国际合作协议都是讨价还价的结果。日本当时也正积极推动日元国际化，需要为日元树立强势货币的形象。估计当年日本政府让日元升值。应该是“半推半就”的事情。日元是国际化货币，资本自由流动。近30年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一直在112上下浮动，再也没有回到1985年的水平，说明日元其实已经找到了其均衡的水平，当时的升值也是自然变化的结果。

中国需要转变国际收支管理的思路

特朗普非常可能效仿里根，使用各种可以动用的力量让人民币大幅升值。而特朗普很清楚中国的核心利益之所在——台湾、南海和东海的权益，这是跟中国谈判时很有用的谈判筹码。无疑，美国在二战以及二战后的国际地位，决定了其对中国核心利益拥有特别的影响力甚至控制力。不管中国自认为有多少强有力的理由，如果美国人不支持，甚至以武力介入相关冲突，中国很可能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因此，其他办法，如果可以避免或者减少生命牺牲，都是值得考虑的。关键是要算好账!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未必不是好事情。尤其是，当这是一个本来就要发生的事情，顺水推舟做个“人情”，换取核心利益，何乐而不为?

如前所述，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看，人民币从长期来看是被低估了。中国如果能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在“十三五规划”完成的时候(2020年)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可能性很大，那么，人民币升值也是顺应大趋势。

政府需要调整国际收支管理的思路，在维持合适的外汇储备水平下，让人民币汇率具有更大的浮动弹性。另外，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能长期依赖于外部需求，国际收支需要尽量保持平衡。经常项目的顺差，应该通过国际投资向国外释放。人民币升值无疑有利于人民币推进国际化和市场化。一旦中国商家可以使用本币进行国际支付和国际投融资活动，本国持有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就进一步降低了。当然，那不意味着本国可以无限制的印刷钞票，只代表本国在国际收支管理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中国的博弈策略

首先，现阶段应该允许人民币跟随其他非美货币贬值。

中国需要为长期人民币升值的前景准备，尤其要准备对付特朗普政府的压力。当前在大宗商品价格和利率因素影响下，美元汇率指数处于上升周期，应该趁机让人民币随其他货币贬值。而且，中国目前的通胀率过低，经济需要进一步的刺激，而且在国际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利率水平仍然偏高，还需要降息降准。作为大国，货币政策必须以我为主，没必要忌讳人民币短期的贬值。预计在特朗普上台的第一年，双方在汇率问题上会有一系列的较量。让人民币自主跟随市场贬值，为未来的谈判留下空间，同时，让特朗普感觉，在汇率问题上，还需要中国政府的配合。另外，从外汇储备管理的角度来说，既然预计将来人民币会升值，为什么不趁美元眼前的相对高价让巨额外汇储备“减磅”?

其次，特朗普很急切要求中国配合让人民币升值。如果他愿意拿出中国所需要的东西做交换，为什么不?人民币升值与否，对于中美双方来说不是零和游戏。人民币升值，美国得到他想要的，对于中国来说，可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趁机输出过剩产能，加快并购国外资源、技术和资产。当然，人民币升值给中国企业家带来升级和转型的压力也会更大。不过，大家要明白，这个压力本来就存在的，企业家都需要主动积极去面对。

最后，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并完善经济各个层面的市场化改革，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市场化提供一个良好的运作空间。